《繁花：批注本》：关于“繁花”，你想知道更多吗？

王家卫导演的电视剧《繁花》正在热播，金宇澄写作的《繁花》原著也引起关注。

在《繁花》的诸多版本中，由作家沈宏非批注、设计师姜庆共排版设计的《繁花：批注本》格外引人关注。

《繁花：批注本》书影

个性十足的批注，让《繁花》更血肉饱满

批注这一形式非常“古典”，对小说作“评点”则始于晚明万历时期。由于小说出版繁盛，《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与《金瓶梅》的“四大奇书”出现，为满足大众阅读与理解的需要，小说批注应运而生，李卓吾为《水浒》作评点，将理论付诸实践，即为世存最早批注的代表作品之一。

只是现代书籍出版中，“批注本”的形式出现极少，而《繁花：批注本》的出现则与金宇澄《繁花》原著的“特殊性”有关。《繁花》的故事穿插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之间，人物在两个时空交错叠替，金宇澄以独特的沪语和话本式表达，书写了一部上海的繁华传奇。语言的洗练、上海的地域与方言特色，让普通读者阅读《繁花》有一定的困难。《繁花：批注本》就在原著的基础上，对其中的方言词汇、特殊表达、重点情节加以批注和鉴赏，解构《繁花》一书的结构和细节。

《繁花：批注本》的批注有夹批（批在字里行间）、侧批（批在段落一侧）、段批（批在段落之末）、尾批（批在章节之末）四种。《繁花：批注本》为了做到既表现批注，又不影响原文的连贯阅读，正文与批注首先是以颜色区分，正文为黑色字，批注为橘红色字，模拟明代朱批颜色，同时插图考虑双色印刷；其次以字体区分，正文是宋体，批注是楷体；然后以字号区分，所有的批注字号均小于正文。侧批的标记采用实心黑点、空心黑点、实心三角形、空心三角形标记，每页几乎不重复出现。下划线用于夹批，标记某些名词对应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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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花：批注本》内页

此次大概是为了呼应“批注本”的传统，从形式到内容再到出版过程，金宇澄将整个“复古意味”都注入了这本书——其时间跨度之大，在高效率、快节奏的今天的确略显拖沓。而这一批注本也是慢工出细活，从签合同到印制完成，历时6年8个月，《繁花：批注本》才得以面世。

《繁花》最独特的地方，是创作了一套由话本、沪语、白描同构的话语体系。小说以人物对话为主要结构，却不用一个引号、问号、感叹号，不管是谁在“讲”，只留声不留痕，是作者有意为之。同时，作者金宇澄引入繁体字、不同的字体（宋体、仿宋、楷体）用作区分，仿佛是用汉字在作画。

沪语有门槛，小说用语又极简省，只有对话而不交代背景，没有多少描述，就导致留白众多。有人将《繁花》比作当代《红楼梦》，人物性格勾画和故事推进全都藏进细节里。

生前喜欢注书、拆书的艾柯发现：“文学里没有全然私人的东西，书会彼此聊天。”《繁花》就是艾柯说的这种书。作者全程不响，一切全由各色人等自说自话，自把自为。男女老少，个个话痨。

沈宏非笑称：“批注者厕身其间，兀自话里插话，添油加醋，等于说书先生搞外插花，罡头开花。又像是北京人说的，‘话赶话’，赶到哪儿算哪儿……在作者密布于字里行间的穷幽极微处，揭示阴翳一、二；兴风作浪于野马尘埃之乱流，俾使其以息相吹也。”

成书观感也印证了这一说法。在庞杂的人物对话中，夹杂若干批注，或解读时代背景，或插科打诨，或转译方言，或臧否人物，或点评情节，情节之外又有弹幕跃然纸上，另成一道风景。沈宏非自谦“一名插话人，一介起哄者，接下茬的，填词末技之科诨”，但对读者而言，个性十足的批注对原著的补充，让《繁花》更加血肉饱满。

一部沪语转译词典

《繁花》中涉及的沪语方言极多，金宇澄在出版过程中修订数稿，已经做到最大程度上的兼顾，那些于刻画人物和情节较为关键的特色方言，沈宏非都一一做了注解，起到疏通文义的作用，如“这帮剃头乌龟（旧时上海人对理发师之蔑称，厨师叫‘饭乌龟’）”“罗宋瘪三（旧上海人这样称呼贫困白俄）”“我有空（上海话，语气否定，‘有空’即‘没空’。1990年代开始流行）”“坐于车厢中部香蕉位子（前后连接处带有弧度的面对面纵向座位）”等等。

由此，《繁花：批注本》首先可看作是一部沪语的转译词典，书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如台词“洋盘”，沈宏非批注：

上海话， 指外行、冤大头和受骗上当者 。上海开埠，十六铺码头每日货物开盘，往往给老外买家单开一个高价盘口。又做“佯盘”。

对于“吃杯茶”。沈宏非这样批注：

点出：此“茶”不是大家理解的茶，旧上海话所谓“茶”，一般指凉白开，放了茶叶叫“茶叶茶”，有茶无茶，外省读者，不可不察。

对于“霞气好，交关好”，沈宏非则批注：

两个词都是“非常”的意思。霞气又做邪气，与交关皆淡出于当代上海话。比如1960年代，有群众批评上海交响乐团无视劳动人民，只会演奏那些“交关响的音乐”云。

蕴含种种物质和情感的微观文化史

沈宏非在《繁花：批注本》的后记中关于自己批注时的逻辑写道：

故批注者周旋于《繁花》丛中，每遇绝妙好词，纳头便拜；逡巡于《繁花》之广筵长席，或择适口者冷不丁也伸一筷子，把人家流水席吃成一个人的自助餐；作

者拉上的窗户，就捅破它一层窗户纸，用小拇指；作者画出的一排排“公仔”，择其吹弹可破者画出粗细肠子；在作者顿笔处连番使转，于作者不响时大放厥词；故事冷场处充当气氛组，人物尴尬处时打个圆场；在“一万个好故事争先恐后地起跑，冲向终点”的汉字马拉松赛道旁，端个茶、递个水，摇个旗，呐个喊，也不忘暗中使个绊子，戳把轮胎。

形式极为自由，但也极为周详。

复旦大学特聘讲座教授陈建华认为，本来《繁花》就是一轴《清明上河图》式风俗画卷，生动再现“话本”传统的当代活力。围绕沪生、阿宝和小毛及其亲友描绘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上海，全方位扫描其物质与心灵世界，不厌其详地铺陈城市景观与日常生活物件的细节，如小说的插图所示，七十年代的沪西工厂、四十年里卢湾区的路名或某街角的变迁以及各式各样民间自制的不锈钢开瓶器等。金宇澄声称用“画笔替代伟大的相机镜头，记录”留存在记忆中的历史城市。

注解的任务落到沈宏非这里，他对百科全书般浩瀚词语一一作注，不放过一条路名、一个人名、一座商厦、一种品牌……打捞记忆，如对历史遗迹的考古作业，为原作增添了无量文本，不限时空与各种文献相联系，结果是将原作历史化，织入文化网络，蕴含种种物质和情感的微观文化史。

物质史的角度看，一个例子是第六章里梅瑞处理她母亲去香港之后留下的衣饰等物，对于服装面料、皮鞋和旗袍的款式，包括对纽扣款式的描写占了三四页（页133-136）。对这些衣饰的浓描细写不仅勾勒出梅妈的大半人生，也刻意记录市民的物质记忆，而在沈批那里，哪怕是“滚边包纽、暗纽、挖镶、盘香钮”之类，也说得津津有味，平添了无数信息，使这段叙事读似微型时尚文化史。

陈建华也注意到，沈宏非的批注大多关乎市民的集体记忆，如“火箭发射场”这一条：“此情景应是在1966年10月28日上映的新闻片《热烈欢呼我国发射导弹核武器试验》里看到；翌年在新闻片《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里再次目睹。”植入了“批者”的私人记忆。

“融入个人记忆，带感情因素，和集体记忆一起加深加厚了《繁花》的心理质地。”陈建华谈道，在批注第六章里“银样镴枪头”时当然引了我们熟知的《西厢记》《红楼梦》的“古典”，但奇妙的是切合原作“梅小姐认为这是‘上海人讲’”的语境，联系到王文娟、徐玉兰的越剧电影《红楼梦》，运用了“今典”的诠释方法，也有赖于批者的生活经验。

而沈宏非的文学储备也扩充着文本的体量，准确地点出某一词使用的妙处。比如书中出现“荡马路”一词，沈宏非批注道：

荡马路，即“逛马路”，前者更多了一种无目的、无心、无拘无束，随波逐流的意思。郁达夫《新生日记》所记1927年某日晴天与王映霞女士“吃了一盆很好的鱼和一盆鳝丝，饭后陪她买衣料书籍篇类，足足地跑了半天，西门一家书铺出来，走了一个小电影馆，正在场，就进去看了两个钟头”。当年这场轰轰烈烈的恋爱，与其说“谈”，不如说是在上海马路上“荡”出来的。短暂“荡史”，在郁达夫的日记里满纸皆是。

Citywalk风行的当下，以《繁花》正文中镶嵌于故事中的点到辄止的写作，搭配金宇澄手绘的记忆中的上海历史地图，辅以沈宏非详细的批注，或再参照王家卫《繁花》中的影视呈现，按图索骥，搜寻某一建筑在纵深的历史中的更迭与留存，有种独特的趣味。

如少年阿宝记忆中最重要的一幕是和蓓蒂“爬上屋顶，瓦片温热”“眼里是半个卢湾区名已废，2011年并入黄浦区，前面香山路，东面复兴公园，东面偏北，看见祖父独幢洋房一角，西面后方，皋兰路尼古拉斯东正教堂。……东南风一劲，听见黄浦江船鸣，圆号宽广的嗡嗡声，抚慰少年人胸怀。”

金宇澄手绘了这一幕，王家卫《繁花》剧中复原这一幕，东正教堂也因之成为重要的打卡地。

金宇澄手绘

王家卫《繁花》剧照

沈宏非以自己年少的经验注解了“圆号宽广的嗡嗡声，抚慰少年人胸怀”这一体验，他的旁注写道：“批者少时家住黄浦江边，除了船鸣‘宽广的嗡嗡声’，还能听到港务监督在高音喇叭里厉声指挥训斥航船之喝呼，顺东南风而至，一样的胸怀，别样抚慰。”

批注的作用，如今被评分、弹幕、书评或者新的评价体系渐渐替代，《繁花：批注本》的出版，是对批注这种复古形式的传承和创新，或许能激发其他文学作品的新灵感，做更多新的尝试。近年《繁花》舞台剧、画展已经引起了不少关注，在不久之后，《繁花》电视剧和电影都将上映，这些新的艺术形式，又何尝不是另一个维度上的“批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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